摘要→“教改的的关键是教师。”曾有名人如是说。近年各地纷纷上马“名师工程”，显然是为了加快教师队伍的建设，推想决策者已意识到教师的整体素质对课程改革的成败举足轻重。
“教改的的关键是教师。”曾有名人如是说。近年各地纷纷上马“名师工程”，显然是为了加快教师队伍的建设，推想决策者已意识到教师的整体素质对课程改革的成败举足轻重。
名师是怎样产生的？顾黄初先生说：在我国古代，道传得深刻，业授得扎实，惑解得透彻，因而在施教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，便成了“名师”。据我所知，过去的名师都有很好的口碑，却没有官方授予的头衔。
事到如今，名师的产生似乎现代化了，也复杂了许多。有了头衔的名师是从中高考的战场凯旋的？是在各级课堂教学大赛中胜出的？是校长钦命的？还是学生选出的？还真不好说。
我1957年开始当小学教师，1984年任高中校长，1987年到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任中学语文教学研究员，直到退休。积五十多年教学教研之经验，从许多没有“名师”头衔的教师，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经历中，悟出了一点偏见：名师是读书读出来的。读书多的未必能成名师，但不爱读书、不善读书的肯定成不了名师。当然因社会风气而捡到“名师”头衔的除外。
一、如镂似刻钻古书
近来，我的书桌上有一部厚重的专著：《说苑译注》，（汉）刘向撰，程翔译注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，16开本，565页，996千字，定价68元。1963年出生、现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的程翔，是同龄人中成名最早的语文名师之一，曾被推举为全国青语会理事长。他此前已有《语文教改探索集》《语文人生》等七本著作出版，而这本《说苑译注》实现了从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向古文献研究学者的华丽转身。认识程翔，是在1991年由首都师范大学饶杰腾教授主持的“全国首届语文单元教学研讨会”上。那时程翔还是泰安六中语文教师，已在山东省的教学大赛中夺魁。程翔执教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的当晚，应山东省教研室吴心田先生之邀，饶先生、南京市教研室已故钱任初先生、顺德市教研室钟德赣先生和我，对这节相当精彩的课评头论足。两天后研讨会从北京移师泰安，程翔再次执教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，五位老先生欣然发现，他的教学已更上一层楼，听课教师也给予更高的评价。此后近二十年，我与程翔多次交往，每次都谈到他的教学、读书与写作，常有后生可畏之叹。大约五年前我就知道他有译注《说苑》的计划，但当这部厚重的学术专著寄到手中时，我仍然大感意外。在给他的回函中，我坦言：原来以为只有二三十万字，想不到竟然是近百万字的煌煌大著！程翔在后记中说：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，我每天下班后就坐在书房里，沉浸在书海之中，忘却了外界的一切。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坐冷板凳。看着这部沉甸甸的大书，我想象程翔钻进古籍中，爬罗剔抉，句斟字酌，冥思苦想，如镂似刻的情景，就象茨威格笔下的罗丹，一拿起刻刀就忘了一切——我油然而生敬意。
程翔承认他的工作环境是优越的。但环境同样优越的人，并不是人人能成为程翔。所以我认为当之无愧的名师程翔是读书读出来的。他是我的观点最有力的论据之一。
“名师是读书读出来的”，论据之二是一套丛书：《名师讲语文》，于漪、刘远主编，语文出版社2007至2009年陆续出版。顾黄初先生在丛书的《序》里列举了20世纪“工于文史”的六代名师的代表人物，第四代名师中就有这套丛书的主编之一于漪老师，而丛书选录的都是“新生代”的语文教学名师。我读了中学语文名师的20本“讲语文”之后，曾作过粗略的统计：20位名师中，男17人，女3人；40后3人，50后4人，60后12人，70后1人；分布的地域北起黑龙江，南至广东，东起沿海各省市，西到重庆，中部有京、冀、豫””、鄂、湘一线诸点，共涉及11个省市。他们确实可以称为“新生代”，而且颇具代表性。其中13位我都有过或多或少的直接交往，其余各位未见其人也大多读过其文。据说MBA教材很重视案例的分析，于是萌发把这20位名师作为个案研究的想法，并作了大量摘记。程翔的大著又促使我把计划付诸实施，于是有了这篇迟到的文章。
二、如濡似染沐书香
国外有学者指出：一个人小时候看见玫瑰，后来他就长成了玫瑰，看见野草，他就长成了野草，比喻幼年、童年、少年时的读书对其一生的影响至关重要。丛书第一板块“我的语文人生”让我看到了名师们在读书中成长的人生轨迹。
肖家芸的祖父就是皖东南一带的语文名师，酷爱读书藏书，家里就是个小书馆，父亲、姑姑都学语文。他上小学二年级时，“史无前例”的“文革”开始了，别的孩子不读书，他却在家临帖练字，还学会了查字典、背《论语》、听收音机、学普通话。因照顾妹妹断断续续读到四年级，竟凭着半个小时写的一篇约600字作文破格跳到了初中二年级。高一时他读了三十多篇《史记》，又读唐宋八大家散文，高二读唐诗宋词，听、读、写、背四合一，得了“肖秀才”的雅号。1974年高中毕业后曾任大队文艺宣传队长，读了不少法国作家的小说，也尝试写小小说，还写过长诗、编过活报剧。1979年恢复高考，他的数学考了27分，是凭借读过的古今中外的那些书考进了安徽师大中文系。出生于教师世家的肖家芸，自幼耳濡目染沐书香，日后终于成了“名师”。
董一菲父母都是“文革”前的老大学生，她出生在北国乡镇，在姥姥家长到6岁，回到父母身边后，在小油灯下跟着母亲认识了两千多汉字，而后背诵《长白山儿歌》，翻阅《草原上的鹰》，妈妈给了她买“小人书”的特权，还有机会翻阅父母劫后余书的《普希金童话诗》。1976年父母到农校任教，她也就“拥有”了学校的图书馆。刚上小学四年级，就享受到母亲抱回家的精神大餐，痴迷得忘乎所以，贪婪地读书，从而练就了读书的“童子功”。她喜欢老舍、萧红、沈从文、泰戈尔，喜欢《卓娅和舒拉》《青年近卫军》《静静的顿河》，有了自己的阅读个性。她读过萨特、尼采、弗洛伊德、米兰·昆德拉，虽然自己说读不懂，但我相信并没有白读，其实是为以后读美学、哲学和心理学打了基础，为当上“能读懂哲学的人”铺了奠基石。从小沐浴在浓郁书香中的董一菲，成了洋溢着书卷气的“玫瑰”。
20位名师中有家学渊源的还有余映潮，他老爸是离休干部，84岁时还给他写过洋洋千字的《书法入门歌诀》，年近九旬还用五言诗体给他发短信，可以想见幼时对他的影响。
三、如饥似渴求书餐
胜利也能找到书读。他是火车司机的儿子，可以不花钱坐火车到全国每一个通火车的地方，从小就到过北京、天津，读了一本本“无字书”，让小伙伴们羡慕不已。他家算是富裕的，偶尔能从母亲那里得到一分、两分的零花钱，他就把这些小钱攒起来，去买《蔡文姬》《三毛流浪记》等连环画。到上小学，他的个人“藏书”已经有好几纸箱了。这在当时是可以炫耀的巨大财富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特别喜欢读书了。上小学时，几乎读遍了学校的所有科幻书，他从二舅、姨姨、邻居手中得到几箱书，常常一个人钻进又黑又潮的储藏室，如饥似渴地读书，十岁前就囫囵吞枣地读了《高玉宝》《司马迁的故事》等能找到的书。上小学五年级时，“文革”开始了，所幸他的几位老师“坚守着知识分了的良知，把人类文明之火‘盗’给了我和我的同学们。他们是新中国漫长的文化灾难时期的‘普罗米修斯’。”1971年，16岁的李胜利开始了教师生涯。苦于找不到书看，他像饿兽一样，一头扎进废品站的废纸堆中，找了一大“军挎”的“供批判供参考的材料”，《被缚的普罗米修斯》《王安石变法》等书至今还在他家的书架上。他说：在那段文化荒漠的时光里，我无意间捡起了一些“卵石”，它们幸运地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。
无独有偶，邓彤也是从废纸堆中“淘书”来读的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他随军人父亲走到闽南山区，在军人家属造纸厂的原料库中，堆放着“文革”期间被视为“禁书”的各类书籍，让那群成天无所事事的孩子欣喜若狂。他整天泡在仓库里“淘书”。在那个民族文化的“冰川期”，他却有幸饱览“群书”。虽然当时懵懂无知，只知道读“小人书”“故事书”“打仗书”，而错失了数不清的线装书、“外国书”，但还是从大量阅读中受到精神的启蒙，丰富了知识，开拓了视野，培养了对书籍的喜爱。鲁迅的《故事新编》《野草》，《唐诗一百首》《宋词一百首》，恩格斯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让他受益至今。
与高知、高干、工人、军人家庭出身的孩子相比，农民的后代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
程少堂说自己没有游戏的童年,有的只是早熟的童年。他的外祖母生了11个孩子，其中4个夭折。他上有姐姐，下有一对双胞胎弟弟，为生计奔波的父母顾不上关爱他，他三岁就领略了人生的荒原感。他1971年上初中，1976年高中毕业，正值“文革”后期，虽然他拼命读书，拼命争当好学生，但却无书可读。上课读俗称“八万八”（88000字）的“红宝书”《毛主席语录》、“四卷雄文”《毛泽东选集》和18首《毛主席诗词》，此外是极少能看到课外书的。家里的几本课外书籍，都是学校发给他的奖品。一本20来万字的《朝霞丛刊》散文集，翻来覆去读了无数遍。《评法批儒材料》和《中国古代思想史》两本奖品，成了他了解中国古典文化唯一的渠道。于是他只好拼命背毛主席诗词和“老三篇”，拼命啃难懂的思想史。那是另一种饥渴，一种今天无法想象的饥渴，一种可悲的饥渴——无书可读的饥渴。
无书可读不只是程少堂个人的经历，而是时代的通病。
家乡在浙江宁海农村的褚树荣说：60年代出生的人有一种先天的集体的营养不良症。“营养不良”显然有双重含义，既指物质的贫乏，也指精神的贫瘠。在知识和经济双重饥荒的年代，他曾攥着三元钱步行五十里去买《中东历史》和《非洲地理》。童年、少年生活在皖西农村的陈军，上初中就住校，带米到校换饭票，一周十八餐，餐餐吃上家里带的咸豇豆，就很不容易了。还曾为同学偷吃了咸豇豆而大打出手。那样的农村中学当然谈不上读什么课外书。
生在江苏的黄厚江也说：我出生在物质最贫乏的时期，生长在精神最贫乏的年代。他庆幸自己在那个十分贫穷的村子里，居然读了几十部好书，其中有些还是名著，使饥肠辘辘的肚子里装入了不少精神的五谷杂粮，对语文素养的积淀起了奠基的作用。
山东的李卫东自称是一粒生长在贫瘠的土壤里的干瘪的“读书种子”。所幸的是，他母亲爱好读点书，并且也力所能及地鼓励他读点书。他曾从家里“偷”出十元钱，走了三十多里路，摸到城里的书店，买了大大小小一摞连环画。后来又捧起母亲的书读起来。家里的书读完了，又象猎人搜寻猎物一般四处寻觅。于是从两位真正的“读书种子”手中借来一部部大书，一本本文学期刊。
尤立增1968年出生在渤海岸边的小村。早晨五点钟起床，先拾一筐柴禾才去上小学，放学后再去生产队干两个小时活，挣两分工（折合人民币8分钱，能买一个鸡蛋）。有时到河边捞虾，去田里挖野菜，捡废铜烂铁换几本小人书，晚上点着自制的小油灯在妈妈的纺车声中读《小英雄雨来》《红岩》《金光大道》，梦想有一天跳出农门。1983年考上重点高中黄骅中学后住校，一个大炕睡二十多个人，每天在学校吃玉米饼就咸菜，啃大葱。但他遇到了许建国老师，学会了在文学的海洋中遨游。他读鲁迅、老舍、巴金、冰心、沈从文、高尔基、契诃夫、莎士比亚，半生不熟啃《史记》，囫囵吞枣看《论语》，并开始尝试文学创作。
国外有句名言：为生存而阅读，在阅读中生存。程少堂们在双重贫瘠的时代，自觉或者说并不自觉地为生存而如饥似渴地苦苦寻求着精神的食粮。他曾谈到自己不太高尚也不太庸俗的读书经历。他小时候读书的目的，是为了不被同学们打，是为了超越因又瘦又丑而带来的自惭形秽，“为了超越这种自卑，我喜欢上了读书，废寝忘食地读，天昏地暗地读，在书中我不仅不自卑，而且快乐得很，自信得很。”
那个时代的“读书种子”们，就是这样饥肠辘辘地生存下来，才有了后来成为名师的机遇。这与“文革”后脱颖而出的一代“知青作家”的经历颇为相似，梁晓声、赵丽宏们，也是在小油灯下埋头读书、开始创作的。
四、如鱼得水游书海
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，改变了十多亿中国人民的命运，也改变了求知若渴的一代青年的命运。1977年恢复高考后，他们闯进了中等师范、专科学校，幸运儿进了本科院校，加入到80年代的读书热潮中，成了弄潮儿。而尘封多年后开放的图书馆、引进外国新书的大小书店，就成了他们畅游书海的启航之港。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。1979年肖家芸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，酷爱四大名著，尤其喜欢《红楼梦》。1985年董一菲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在红学家张锦池老师掀起的红学热中也爱上了《红楼梦》。
程红兵比他们更幸运。他中小学时代一直是学生领袖，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。1978年报考大学本不愿当老师，偏偏录取到第八志愿的江西师范学院。到了大学里一看图书馆居然有那么多的藏书，当时的感觉就是老鼠掉到米缸里，于是废寝忘食地走进经典。
李海林是16岁那年考上湖南师范大学的。当时“文革”刚结束，人们好象刚从梦魇中苏醒，全国上下都在憋着一股劲，要把因“文革”损失的时间补回来，奋发图强，刻苦学习，一时成为社会风尚。大学里更是你追我赶，同学们都是比谁睡得更晚，看的书更多。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，他在老师的鼓励下，啃起了马克思《资本论》的第一卷和《198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》。读不懂时，干脆把9万字的《手稿》通抄了一遍。他的理论储备和思维训练，就是从这“两个半部书”开始的。
严华银生长于农村，小学未学拼音，中学没读文言。1977年考大学前，“恶补”了一番。初试时数学考了89分，语文只有60分左右。一心想上数学系的他，被集体“易帜”进了中文系。没课的下午和大多数夜晚，他在学校非常简陋的阅览室里一直“泡”下去。三年师专期间，仅各种各样厚薄不等的现代作家的散文集，就读了上百本。
张玉新父母是地道的工人，少年家贫。1981年考入四平师范学院中文系，发现同学都愿意读现当代和外国文学作品，自认为在这方面是文盲。但他极有性格，偏不从众，选准古典文学和古汉语猛攻。他是班级公认的“铁人”，早起晚睡中午不休息，在图书馆总能占到好位置——来得早走得晚。学生书库不过瘾，他蹭到教师阅览室，等值班老师吃饭时替他值班，顺便得以读到学生书库没有的书。古典文学每学完一个段落，他强迫自己完成一篇“论文”。他认真分析重点篇章，完成了《孔雀东南飞》集注、《离骚》《天问》的翻译，背了很多古典作品，还背了《说文》部首。因写了一篇《诗经》的论文，得到老师的关注。正是凭着这样的“厚积”，他才抓住了面试的机会而“薄发”，于1985年6月16日幸运地被东北师范大学附中第一批选中，从而改变了人生。那年他22岁。
褚树荣1978年考入宁波师专中文科。他曾引用赫尔岑的话：“图书馆是思想的公开餐桌，应邀者围桌而坐，各自寻觅所需的食物。”并说这正是我们那时候的真实写照。读那些成套的全集或丛书，类似于吃下西式大餐或满汉全席；读那些争相传阅的复印本或手抄本，则犹如随意小吃或街头点心。他说的“我们那个时候”，至少包括“文革”后大约十年间几乎所有的大中专学生，自然也包括如今成为“名师”的那一代人。他说：“书，不但拓宽了我的生命时空，也充盈了我的教学时空。现在有句名言说“教师就是课程。”但前提是什么？前提是教师首先是一个阅读者，首先是一个书生，首先是一本可供学生阅读的活生生的大书。
阅读改变人生，阅读成就英才。80年代大大小小的高校图书馆，让这批爱读书的青年如鱼得水,有了畅游书海的机遇。也是古今中外名著的熏陶，为他们后来的辉煌打上了浓厚的底色。
